写在前面：
去年秋末冬初那会儿，应郭老师的邀约采写年伊犁的抗疫故事。
采写完之后的文章发在《伊犁河》第一期，感谢《伊犁河》让我有机会去了解这些奔赴在抗疫一线的人。虽然文章没能反映伊犁抗疫的方方面面，但我尽可能从一个侧面写了在此过程中真实的喜怒哀乐。
10个词汇，以永不忘却的方式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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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未设想过会以这样一种形式度过；
我们也从未想过会以这样一种方式回望；
我们更未想过我们的会与这样一些词汇密切相关；
而此刻，从这些词汇里，我们再一次触摸；
不是为了纪念，而是为了告别——
以一种永不忘却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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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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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对灾难的反应总不如动物们机敏。什么地震啦，海啸啦，火山喷发啦，动物们常常都会先于人类感知到灾难的来临，然后以自己的方式奔命。这大概是因为，它们的生活简单，目标专一，有足够的时间去聆听自然，辨别信号。
但人类社会就不一样了。人类忙于应付的事情很多，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准则、运行机制，以至于人们忘记了一些基本的自然规律。从而，要么忽视它，要么压制它。但，灾难就是灾难。它来了，谁也别想躲过去。
马上就要过年了，街面上到处都是庚子年新年即将来临的节日气息。备年货、买新衣。千百年来，或大或小的节日在时间长河里沉沉浮浮，但农历新年始终占据着中国人对于节日概念的头把交椅。过年咯，去晦气，迎吉祥。
只是，不同于以往，与越来越浓烈的节日氛围相伴而来的，还有电视节目中“武汉出现多例新冠肺炎”的新闻报道。
但“灾难总在别处”，与我们并不相关。
这种乐观的意识很快被打破——1月23日，新疆首次确诊了两例输入性新冠肺炎病例。灾难以一种面目张狂的方式陡然冲进边地人们的生活——它不在别处，就在身边。
这个消息对于伊犁州疾控中心传染病防治科科长江阿泰·塔力甫来说，无疑是追在身后的鞭子。这几天以来，他一直在和伊犁州卫健委、伊犁州疾控中心的同事们商讨制订新冠肺炎防治方案。方案还未起草好，病毒就已来了——它在距离不足一千公里的乌鲁木齐虎视眈眈，伺机而动。
能够应对这场考验吗？江阿泰禁不住回望三十年的工作生涯。也不是没有经历过传染病的防治。霍乱、鼠疫、麻疹、SARS、甲流……每一场传染病，都不容小觑。抗在肩上，都是沉甸甸的群体生命。不同的是，对于以上所列疾病，人们都有了充分的认识，知道它们的寄生机制、传播途径，知道如何预防、如何救治。而与新冠肺炎极其相似的SARS病毒，更是没有到达新疆。可新冠呢？横空出世，诡异狡诈。它伸出所有触角，抓住一切机会。
闪电般的，主动权就被它握在了手里。
1月23日下午，医院出现疑似病例。当晚，伊犁州疾控中心医院紧急采样，送至疾控中心实验室进行核酸检测实验。
在实验室值守检测的工作人员是布买力亚·肉孜——她是一位三个孩子的母亲。她像以往任何一次走进实验室一样，做好三级防护，开始工作，内心并无波澜——这是她的舞台，没有镁光灯的照射，只有样本、仪器、流程和数据结果。
四个多小时倏忽而过。内心的紧张是看到结果的那一刻出现的——阳性！
布买力亚的心脏“咚咚”跳。真是阳性吗？她不敢确定。这是她第一次做新冠病毒的核酸检测，第一次和新冠病毒正面交锋。这个出现于她手上的阳性结果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伊犁州出现了首例新冠肺炎病例。新冠病毒已经破城而入了？
她立即打电话给检验科主任：“疑似阳性。”
这个夜晚因为这四个字而变得非同寻常。
很快，江阿泰的电话铃声也在深夜骤然响起:“初步结果，疑似阳性。”
睡意瞬间全无。他扔下电话，看着窗外。黑沉沉的夜已经吞噬了新年将近的热闹气息。一切归于沉寂。但一切真的是归于沉寂了还是在酝酿新的风起云涌？江阿泰重新躺回床上。他要等复核结果，尽管这个结果十有八九不会有变化，那也得等。传染病面前，容不得半点糊涂。
可是，这一会儿的床却成了烙人的炕席，江阿泰的身体挨上去就立即弹起来：“我怎么能躺在这呢？疫情就是命令啊。”
他下床，穿衣，收拾好文件资料，走进夜色。冬日的凌晨充满寒意。街面上寥落无人，甚至连出租车也看不到一辆。
那就迈开步子走吧。病毒并不管你是不是能够在深夜打上车前去单位。
在江阿泰匆匆赶去单位的路上，布买力亚又一次投入实验。再没有哪一次像现在一样，她希望复核之后，会有不同的结果呈现。
可是，事实就是事实，两个小时后，结果一如先前——阳性。
江阿泰到了单位。办公室的灯光已经亮起。他走进办公室，同事们都在各自忙碌。不用再说什么，大家都知道，与敌人正面交锋的战斗已经拉开了帷幕。
向伊犁州卫健委电话。向自治区疾控中心传染病防治科电话……
依据早先拟定的防治方案，首发病例的核酸检测结果须由自治区来复核。于是，凌晨六点，一辆载着伊犁州首例新冠病毒样本的专车驶出了伊犁州疾控中心的大门。
当家家在除夕的年夜饭中欢庆团圆时，自治区疾控中心发来反馈——病毒核酸检测结果，阳性；25日，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疫情防控领导小组诊断专家组评估确认，该病例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
庚子年新年第一天，灾难从别处，真正变成了当下和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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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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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苏的天空总是蓝得让人恍惚。陈志胜也有些恍惚，这是他从伊犁州疾控中心来到昭苏县萨尔阔布村访惠聚工作组的第多少个日子呢？他记不清了。只知道已经见惯了湛蓝如洗的天空，闻惯了高天阔地的味道。可是今天，他分明在空气中闻到了一丝紧张的气息。
气息来自于1月20日自治区召开的维稳工作会议。这是一个春节前夕的常规会议，与以往不同的是，会议末尾通报了当下武汉新冠疫情的发展情况。
就是这个。陈志胜知道，紧张的气息就是来源于此。他年少时学习疾病预防，学成后即在疾控领域工作。他知道，当一个传染病发生时，它会成为一股旋风，将周边一切旋进风眼。如果能抓住机会，它搅动的范围会不断扩大，而其破坏力也会成倍增长。
那么，他能做些什么呢？
1月21日，在村委会的早派工会议中，作为第一书记的他指出：“从现在开始，咱们一定要摸排清楚咱们村的外出人员到底在哪里，他们回来的路上会经过哪里。这些信息一定要准确无误。”
除此之外，他带着与他一起驻村的伊犁州疾控中心的同事们开始给村民们普及传染病预防知识，通风、洗手、戴口罩、少聚集……
新疆昭苏萨尔阔布村离武汉多么遥远啊。但每一个疾控人都知道，蝴蝶的羽翼能掀起巨浪。
1月24日，是陈志胜当月轮休的第一天。他回到伊宁市与家人团聚。年夜饭也是久违的团圆饭。但饭还没有吃完，他便接到村里来的电话——赶紧回来指导新冠防控。
他答应：“好。”第二天一早，他搭车前去村里。从伊宁市到昭苏县萨尔阔布村，有4—6个小时的车程。这段时间，陈志胜的心情像窗外起伏的天山。新冠肺炎已经冲进了伊犁。相比较在村里驻村指导防控，无疑，回到伊犁州疾控中心即意味着回到抗疫一线。他作为一名疾控人，在传染病发生之时，就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就应该干专业的事情。
他应该回去。他要回去。他掏出手机，给伊犁州副州长张菊发出短信：
张菊州长，我是伊犁州疾控中心的陈志胜，现在在昭苏县萨尔阔布村驻村。我当年上学时专业即是疾病预防，也参与过多场疾病预防工作。现在，伊犁出现了新冠肺炎病例，我请求回到单位参与一线抗疫，将专业知识应用于实际工作当中。
短信发出去了，陈志胜在等待，等待一场从业至今面对的最大挑战。他想起当年上学时，老师说过，疾控人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而今，上战场的机会来了，倘若不冲上去，往小了说，是对专业的荒废，往大了说，是“白干了”，是人生价值的缺失。
车继续在行进，到了伊宁县英塔木乡。这是天鹅年年往返栖息越冬的地方。就在这里，陈志胜的电话终于响起来。他迅速拿出手机——是单位来电。他的心沉下去，手指在手机屏幕上轻轻一滑：“喂……”
“回来。”
回来——虽已年过不惑，当年学习疾病预防时的年少热血却在这两个字中又一次沸腾起来。
他说：“好，我先去村里把工作安排好就返回。”
就在这天，自治区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机制。
战斗的硝烟已经弥漫开来。
第二天上午，陈志胜照常主持早派工会议。安排好日常工作，将疫情防控工作再向大家交代一遍：要细致排查外出人员的详细地址、出行路线；尽可能减少人员流动；大家一定要做好个人卫生防护，尤其是外出返回人员和他们的家人……这次会议，他比以往任何一次更加细致耐心，生怕有所遗漏——他不知道这次离开何时回来。
这天，各县市的交通路线已经进入封锁状态。晚上20:30分左右，单位派来的车辆才到达萨尔阔布村。待他们身披夜色到达伊宁市时，已经是深夜2:30分。
这是抗疫战斗打响后陈志胜看到的第一个星夜。
而此后，还有许许多多个星夜在等着他，等着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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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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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这是安瑞芬这些日子以来听到的最多的词汇。人们以这个词汇定义她和她的团队战友们。“我是英雄吗？”她透过护目镜看躺在床上的病人，看同她一样裹身在厚厚的防护服里不辨表情的同事，想一想：“什么英雄？不过是本分。”
根本没有选择。
1月21日，医院党委书记、副院长陈忠民接到了医院被指定为自治州医院的通知。在陈忠民看来，这项任务无可推卸。不仅不能推卸，它更是来自组织的信任——医院医院，医院的特色科室。他们的医疗团队有对抗新冠肺炎的底气和能力。这场仗，他们不仅要打，还要打好，打赢。
连夜召开会议，抓紧时间对院感防控、检验检测、服务保障等各个方面进行严密部署。待这些安排妥当，最严峻的问题摆在了大家面前——医院新冠肺炎医疗救治组。那么，谁上？
“谁上？”安瑞芬也在心里问自己。她是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科室主任；她有多年针对麻疹、禽流感、流感等传染病的防治经验；她是——党员。所以，她必须得上，她没有任何理由站在后面。?
她加入了。很多同事加入了。陈忠民看看大家。那一刻，他很感动。还需要说什么？不用。大家知道医疗救治组意味着什么，更知道一个医护人员肩头的责任和使命。
1月23日，医院新冠肺炎医疗救治组第一梯队正式成立，23个人，7位医生，16位护士，80%以上都为党员，陈忠民担任组长，地力木拉提·努拉合买提担任副组长，安瑞芬担任一病区主任。
这支队伍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进行院区改造。
打扫，划区，建立清洁通道、污染通道，改造病房，采购改造物资……而正值年关，大多店铺关门，动用了所有关系也买不上用作区隔清洁区、污染区、半污染区的玻璃。
那就买来塑料布，拉扯上，聊胜于无。
夜幕渐起，忙碌并未告歇。深冬的寒意和年节将近的气息一并从大开的窗户里横扫进来。明天就是除夕了。安瑞芬想一想：工作要干，节也要过。她转过身，笑着对同事们说：“明天，你们轮流出去两小时，跟家人一起聚个餐，过个节。”
大家嘻哈笑着，都在心里筹划：该怎么利用这两小时呢？陪孩子去逛街？跟男朋友去吃饭？还是帮着家人一起采购年货？
只是，谁也没想到，比“两小时”先来的，是第一位新冠肺炎高度疑似患者。
病患被送来时，一切还处于忙乱中。当班的护士是年轻的盖尔加斯提。她匆忙吃两口早饭，面色平静地穿上防护服，戴上护目镜、N95口罩，一次性橡胶手套，穿上橡胶鞋套。她将要成为第一位接触新冠肺炎高度疑似患者的医疗组成员。
走进隔离病房，监护病人的生命体征，将其记录在本子上，通过玻璃传递给病房外的同事。抽血。打针。做雾化。
等她从隔离病房出来时，已经是六个小时后。她依旧很平静。她问安瑞芬：“安主任，午饭在哪？”
安瑞芬指指墙角的箱子，说：“就在箱子里呢，快去吃吧。”
盖尔加斯提走过去，打开箱子。箱子里什么也没有。午饭在忙乱中少了一份。她看着空空如也的箱子，忽然开始嚎啕大哭。心中的恐惧、慌乱终于可以借由一份消失的午饭坦坦荡荡地决堤而出。
安瑞芬看着盖尔加斯提耸动的肩头，什么也没说。她能理解。哭吧，哭过去，擦干眼泪，咱们再面对。
红头文件紧随在新冠肺炎高度疑似患者之后到达。病患已经出现，那么，所有医护人员医院。
除夕在救助病患、院区改造、向上级汇报病患救治情况和各项数据中度过；
大年初一在救助病患、院区改造、向各个部门汇报救治情况和各项数据中度过；
大年初二如是。
初三如是。
……
情况在1月27日以后得以改善。不断有新医院医疗救治组，如一病区副主任曾圣涛，二病区主任吴敬敬，三病区主任李永强、副主任沙拉买提等。医院抽调的医护人员组成的联合医疗小组成立。专门建立了信息组来向上汇报各种信息。安瑞芬终于得以从密集的电话铃声中回过神来。
救护紧锣密鼓，日日相互打气。也有挺到中途内心陷入挣扎的医生，比如沙拉买提。
巨大的工作压力，日日叠加的恐慌，让沙拉买提焦灼难安：要不要退出医疗组？
已经上了战场了，要当逃兵吗？等孩子长大了，怎么跟他说这件事？难道说，妈妈当年从战场上逃跑了？
沙拉买提摇摇头。她终究还是希望孩子在想到妈妈时，能从妈妈身上获得面对生活的力量和勇气。
最终，她没有退出。不仅没有退出，在完成第一梯队的救治任务，隔离期结束后，她仍投身到发热门诊，站在疫情防控的最前线。
另有一位医生，宋苗苗。她经常感觉到头疼得厉害，大家都以为是压力过大所致。在结束救治工作、隔离两周后，她接到了新的任务——去新源县支援疫情防控。
去之前，她先去做了核磁。检查报告出来，是非常严重的颈椎病。这令宋苗苗感到无措。她还要去新源县呢。这场与新冠肺炎的较量，还没有结束呢。她拿着报告单，找到安瑞芬。安瑞芬从她的神情里读出了她的想法。她们一起去找主治医生。主治医生看一眼报告单，厉声道：“去什么去，身体不要了？万一瘫痪了怎么办？”
不去了。不能去了。当这成为必须面对的事实后，宋苗苗突然哭起来。她在加入医疗救治组的时候没有哭；在跟着同事们一边改造院区一边救治病人没有时间睡觉没有地方睡觉的时候没有哭；在头疼得厉害仍然坚持在救助前线的时候没有哭；在得知自己患了严重的颈椎病时没有哭。
可眼下，她哭了。嚎啕不止，无法自已。不能去了，不能在这场战役中与战友们并肩战斗到最后一刻了。她甚至自己都不明白，为什么这一刻对自己来说这么重要？为什么心底里会有那么强烈的呼声以至于眼泪自顾自喷涌而出？
看着宋苗苗，回望抗击新冠肺炎的这些个日日夜夜，安瑞芬再次想到“英雄”这个词。我们是英雄吗？她想。不，英雄的光环太过耀眼，它会遮蔽那些内心的恐惧、彷徨、懦弱和偏执。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只是想让孩子骄傲的妈妈，想让父母放心的孩子，想成全自我价值追求的一个完整的人。
他们只是，只是一名想把健康还给病患的医生。对。首先，他们是医生。最后，他们希望，他们能担得起大家的一句“医生”。
2月13日，伊犁州有了第一例新冠肺炎痊愈患者；
2月29日，伊犁州实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动态清零。
安瑞芬透过玻璃看窗外的天空。天色清明，阳光和煦。一些早醒的树，梢头都已泛着些许的青色。
春天要来了么？春天该要来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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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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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实验室。实验室。这些日子，王小平做梦也在实验室里。自伊犁州出现首例新冠肺炎病例以来，伊犁州疾控中心成立了“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战斗群”。王小平——这个新上任的检验科科长，他必须身先士卒，冲进实验室，去直面新冠病毒。疑似病人的核酸检测。一圈、二圈乃至三圈密接人员的核酸检测。
样本一个接一个的送进实验室。这里是抗击新冠病毒的前哨——它必须在此刻担起全州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的重任；它必须敏锐、精准、迅速：它是当时伊犁州唯一一家具有核酸检测能力的实验室，病人是否患病由此确定，病人是否痊愈由此确定，而每一例确诊病例背后就可能有上百个家庭需要隔离观察。
王小平深知肩上责任之重大不亚于泰山压顶。在没有控制病毒以前，他必须要与病毒共“进退”。想到这，他不由笑了。这是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却又实在恰如其分。
进了实验室，便没了日和夜。布买力亚对此深有体会。
她记不清那天是哪一天了。她和同事赛买提在实验室里做核酸检测。她作为主操作手，加模板、震荡、核酸提取……赛买提作为辅手取样、开盖、封膜……
样本一个个送来，她就一个个做。“既然送来了，就赶紧做掉。”她在心里这么对自己说。但按照规定，每个实验室检验人员在三级防护下至多在实验室呆6—8个小时。可是，她全然忘了时间。她在做完一个核酸提取之后的间歇抬头看了一看。这一看，吓了一跳。赛买提在面屏遮蔽下的脸色已经发青了。这是持续高强度、呼吸不畅作业下的工作症状。她赶紧对赛买提说：“你先出去，不能再呆在这里了。”
赛买提摇摇头：“不，我们一起出去。”
那天，他们在实验室不吃不喝呆了十个半小时，做了个样本。出来时，已是午夜。
后来，他们被陈志胜批评了一顿。
“你们如果感染了，倒下了，谁能来顶替你们？我们是专业的疾控中心，我们要做到零感染。除此之外，我们还要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以保证我们实验结果的准确性。”
零感染，这是分管检验科的伊犁州疾控中心副主任陈志胜对他的属下们的第一要求。他对所有要进入检验室与新冠病毒短兵相接的工作人员说：“如果你们的防护装备不到位，你们有权拒绝进入实验室。”
没有任何说辞可以凌驾于生命至上。而以此为基础，陈志胜还跟同事们算过一笔账：保护好自己，是坚守使命、减少成本的第一步。
首先，它避免了专业队伍的人力损失；其次，一旦感染，便意味着数倍于一套三级防护装备的治疗费用。
“没有一个国家，能像我们国家这样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那么，我们作为疾控人，就更要保护好自己的安全。这是向社会做出的表率。而我们安全了，我们背后的大众才更有可能安全。”
从1月24日进行首例核酸检测至2月末伊犁州直无新增病例，三十多个日夜，陈志胜、江阿泰等，他们出入新冠肺炎患者病房，跟他们对谈，进行流行病学调查，理清他们病发前两个感染周期内的行动轨迹，提供密接人员隔离观察的依据；王小平、布买力亚、赛买提等，他们坚守实验室的阵地，确保核酸检测工作有效开展，为全州疫情防控工作发送信号。
直至最后一名新冠肺炎患者痊愈，人们舒了一口气。陈志胜也舒了一口气。这下，可以拍着胸脯说：我们实现了零感染，对得起“专业”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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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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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两个字写出来，总是格外沉重。它意味着消逝，无可更改，一种永久的缺憾。
我们都希望在这场与新冠的较量中，每个人都能够全身而退。但终究，希望代替不了现实。伊犁州自出现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到1月29日实现确诊病例动态清零，一共有28位确诊病人，医院大门的是27位。
另一位，在2月27日这一天以“告别”的方式清零。
接到电话的时候，江阿泰正在伊宁县指导流行病学调查工作。电话来自于伊医院。
“请问是江阿泰吗？”
“我是。”
“我们这里有一位70岁的新冠肺炎患者去世了，你可以过来帮助处理吗？”
按照前期拟定的新冠肺炎防治方案，如有新冠肺炎患者去世，具有传染病遗体处理经验的江阿泰与地方病科副科长吐尔洪承担遗体处理工作。
虽然早有心理准备，医院电话，江阿泰仍然感到意外。他并不知道，医院的墙面上，他的名字和联系电话被印在了“遗体处理”的工作栏内。
意外归意外，责任不容推脱。他说：“好的，我立即赶过去。”
电话刚挂，他紧接着接到伊犁州疾控中心副主任王菊萍的“现在有一个艰巨的任务，有一位新冠肺炎患者去世了……”
他说：“好。”
很快，他就在夜医院。路上，他给同科的张树江打电话，让他立即帮忙准备相医院。
张树江在“江科长，我跟你们一起去处理遗体吧，我也想去。”
江阿泰顿了顿。他的心里涌起一股暖流。遗体处理，是一项具有诸多繁琐细节的工作，要进行环境消杀，要抬放遗体，要对逝者身体上所有的开放通道和创口进行消毒填塞……能多个人协同处理，再好不过。
他说：“当然好了。”
医院，才得知，遗体处理工作要暂缓——这位兵团老人的家属还不能接受以这样一种不告别的方式与老人告别。他们需要时间去接受现实，平稳情绪——逝者已逝，生者更当珍重。
第二天一早，江阿泰、吐尔洪、张医院。
江阿泰率先走进病房。病床上是经过18天治疗终因呼吸循环衰竭抢救无效而死亡的老人。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是不是希望见到他的至亲？不，大概不会。人类虽然无法预测自己的死亡，但总能在死亡之时选择意愿。比如，远离我，远离病毒。比如，孩子，你们健康活着。
开始遗体处理。江阿泰、吐尔洪、张树江三人进行分工，对病房环境进行消杀，把包裹遗体的物品放进消毒液消毒，将遗体的口、鼻、耳等所有开放通道用消毒棉球堵塞，然后，将遗体用单子包裹好，一层，一层……算上最后一层裹尸袋，一共五层。而一般意义上，三层是标准。可是，面对一个全新的病毒，也许超过于百分之百的防护更能排除隐患。
做完这一切，他们将遗体送至火葬场的运输车。而此时，老人的女儿——一个同样感染了医院治疗的患者，远远的站在一侧，目送她的父亲远去。
这是一场无声的告别。无声之处，是对生命的敬重。
处理完遗体，江阿泰打电话给伊犁州疾控中心党支部书记杰恩斯·巴衣道列吾提。
“处理完了。”他说。
“我们知道。”电话里回复，“我们都在监控室。谢谢你们。”
江阿泰呼一口气。他抬头看看天，太阳高高地挂在天空。已是中午，是日光最烈的时候。而他，刚刚从死亡的阴影里转身。他在心里祈祷：
愿再没有如此静默的告别，愿每一医院。
随后，他跟同事们一道跨上运输车，前往火葬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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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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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阿泰从来没想过，自己肩上要扛起这么重大的责任。
3月2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通电话，提出在哈萨克斯坦出现疫情蔓延势头的当下，中国政府将积极提供支持和帮助。
就在这一晚，江阿泰接到单位领导的“有一个援外的任务，你看谁去合适？”
江阿泰想了想，既是援外，英语水平高的自然更合适一些。于是，他建议了几位年轻同事：“让他们去锻炼锻炼吧。”
可刚挂了电话没多久，铃声又响起来：“还是你去吧，援外，代表的可是咱国家的水平。身体有啥问题吗？”
江阿泰不由苦笑，前段时间身体倒是一直不舒服，去医院检查，啥也没查出来。只能说：“没，好着呢。”
“那就你去？”
“去。”
这一晚，江阿泰睁了一夜的眼睛。对于再一次站到疫情的风眼中去，江阿泰倒是没啥畏惧的。只是，正如领导所说，援外，代表的是国家的水平，展现的是国家的形象。他能不能够做得好？能不能够圆满完成任务？
担子挑起来了，就容不得多想。只能走下去，还得走稳了。
第二天，视频培训；
4月1日，开始认真的准备课件、筹备物资；
4月7日，前往乌鲁木齐，加入中国援哈医疗队；
4月9日，队伍出发，到达哈萨克斯坦。
从到达的当天到4月23日返程归国，江阿泰和队员们一共做了45场培训课程，向哈萨克斯坦的民众全面详细地介绍了中国的抗疫经验。
除此之外，他们还前去隔离点进行现场指导：
只能容纳人的隔离酒店怎么能安置将近人呢？新冠的传染力不容小觑，而一旦出现传播，一个新冠病人的治疗费用则远远高于独立安置的费用。
建议被采纳。单人隔离。
医院参观指导。是不是可以在污染区与清洁区之间再增设一个区域，以保障清洁区的安全？
建议被记录在案。
在两周的援哈时间内，江阿泰和队员们在奔波忙碌之外，也始终不忘做好个人防护，医院和隔离地点时，一定遵守防护要求。
做好防护，实现零感染，是出征时国家给予他们的第一要求，同样也是直面疫情时一支专业队伍应做出的表率。
归国，隔离。等回到家时，已是盛夏，一年已经过半。那一天，他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睡了9个小时。嗨呀，他高兴极了。多久没有睡过这么舒畅的一觉？他想想同事们前段时间说，今年过的，每天晚上都不好意思两点以前睡觉呢。他不禁再一次感慨：“哎，我那傻丫头，要学医就学医吧，中医、药学，啥不好呢，怎么就又步爸爸后尘，选了公共卫生？”
不过，既然她说喜欢，那还能说什么？
江阿泰望望早晨的太阳。阳关溜窗而入，正好照在那枚他刚刚获得的勋章上。勋章上的字迹是——为哈萨克斯坦医疗卫生事业做出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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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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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7日的晚上，布买力亚还在实验室做双抗实验。又快到四点了。这些日子，她真是已经习惯了与夜晚一起迎接朝阳。等把手头这些样本做完，赶紧回家，好好睡它一觉。
可是，还没等她做完实验，就接到“赶紧到会议室开会。”
她纳闷：“这会儿开什么会呢？”
她立即把实验器材收拾好，赶到会议室。没想到同事们都在这里。
“要封城了，明天一早就封。回家收拾东西，到单位来住。”
布买力亚心里一惊，到单位来住？不是没有住过。第一次封城，40余天，就是日日夜夜驻守单位。别人苦于天天宅居在家无所事事。而她苦于与家不过数百米路程，却与孩子们咫尺天涯，只能通过视频互报平安。
那四十天，是她第一次与6岁的小女儿分开。就连年她入村支教一年，都是把女儿带在身边的。
想念如猫爪挠心。最盼望的时刻，就是做完核酸实验走出实验室跟孩子视频的时刻，孩子那一声软糯的“妈妈”，抵过万千安慰；而最不敢面对的时刻，也是跟孩子视频的时刻，当孩子哭着问她，“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啊”，她的眼泪便滚滚而出。什么时候呢？城开之时，就是回来之时。而城，什么时候开？
再没有一个人比布买力亚更希望她检测出的每一个样本结果，都是阴性。当阳性不复出现，解封便指日可待吧。
那段日子终究熬过去了。现在回看，作为一个疾控人，她参与了一场与新冠疫情的赛跑。而这座城能跑赢，她和她的同事们贡献出了无可忽视的力量。
不过，这是我们的工作嘛。
这样想的时候，布买力亚的心里坦荡而骄傲。
只是，再来一次呢？
第一次封城的时候，布买力亚的丈夫还未驻村，家里的三个孩子可以全部托付给他照料。40多天的时间，这个从前不会做家务、很少踏足厨房的汉子学会了收拾房间，照料孩子一日三餐。想到这，布买力亚笑出来，要说第一次封城有啥收获？她倒是可以说，收获了一个全新的丈夫。
可是现在，丈夫远在访惠聚工作组驻村。这近四个月，全凭70多岁的母亲每日来家给孩子们准备午餐和晚饭。已经很辛苦母亲了。每次想到母亲每天拖着病弱衰老的身体在两个家庭之间奔波，帮助她照顾孩子们、打理家务的时候，她都禁不住抹眼泪。本该是自己尽孝道的时候呀！
母亲倒是云淡风轻，只说：“今年情况特殊，你呀，就好好上班，孩子的事情不要操心，有我呢。”
可眼下，又要封城了。孩子们怎么办？没有多的选择，只能把他们送到母亲那。只能把照顾他们的担子全部交付到那副已经衰弱的肩膀上。
她立即往家赶。正是睡意正酣的时候，孩子们都沉在梦里，丝毫没有听到她回来的声音。
她在床边坐一会儿，看看孩子们熟睡中的脸，叹口气，站起身，把他们一个个叫醒。
“快，醒醒，穿上衣服，一会儿舅舅来接你们去外婆家。”
孩子们迷迷糊糊照着母亲的吩咐来做。直到把衣服穿好了，睡意减去一半，才想起来问：“现在几点呀？为什么要去外婆家？”
布买力亚一边迅速的收拾孩子们的日用，一边头也不抬地回答：“又要封城了，你们去外婆家住，妈妈要呆在单位上班。”
孩子们再不说话。他们经历过第一次封城，知道母亲属于一线。
房间里只剩下布买力亚“叮叮咚咚”收拾包裹的声音。她真希望孩子们再问点什么，或随便说点什么。或她能再跟孩子们说些什么。可是，孩子们都只安静地等着舅舅前来。而她也再难以说出更多的一句话。
她只好把收拾东西的动静整得更剧烈些，似乎耳朵里填着声音，内心就可以平静一点。
哥哥在接到她的电话后很快开车赶来。她牵着六岁的女儿，拎着包裹，和哥哥一起把孩子们送到母亲那里，然后匆匆回转身，准备赶往单位。
这时，小女儿终于问她：“妈妈，你今天晚上回来吗？”
她一愣，站住，该怎么回答呢？
她想了想，转过身，笑着说：“等妈妈的工作干完了，就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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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酸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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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永无极限。任何一个表达程度的词汇前，都可以再加一个“更”字。比如，任务更艰巨；工作更忙碌。
王菊萍倒是有一个说法可以很形象地说明这种状况——这仗从年初一打响，我们就战斗到现在。这还不说，我们的战斗等级还是呈螺旋式上升的。
年初难，年中比年初更难。让王菊萍现在回想，她都不知道他们这群人是怎么挺过8月的。
7月15日，乌鲁木齐再次出现新冠肺炎病例。
7月18日19时，伊犁州完成了从7月1日以来有乌鲁木齐旅居史的人次的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7月27日，伊犁封城。时间的钟摆静悄悄进入八月。
表面越是平静，内里越是汹涌。
封城后，伊犁的疾控人面对的一项主要任务即是全民核酸检测。
3月以前，伊犁州疾控中心是伊犁州唯一一家具有核酸检测能力的机构。自3月至7月底，伊犁州已经拥有了包括伊犁州疾控中心在内的30家核酸检测单位。
只是，现有的检测能力并不能达到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全民核酸检测的任务。
怎么办？建实验室。建一个日检测量能够达到两万管样本的实验室。
说干就干。
位置选在伊宁卫校。这里原本有伊犁州疾控中心前期建成的一个空置的实验楼。规模大小合适，但还需根据核酸检测的要求进行建设改造。
画图纸，计算设备的量、参数，安排人员岗位，培训实验人员……王菊萍带着伊犁州疾控中心的所有同事们夜以继日。
那是不眠不休的十天时间。8月20日，日检测能力20万人次的伊犁州新冠病毒检测PCR实验室按照国家规范要求建成。
建成是开始。接下来，全民核酸检测工作正式启动。
真正是举全单位之力。伊犁州疾控中心的所有人都进了实验室。干不了检测工作的，就取样、摆样。没有人可以退缩。王菊萍笑，这会儿，咱们单位要是有只老鼠，都让它穿上防护服进实验室。
所有人员，分为两班。24小时，划为三个工作时段。两班三运转。每一班人员出来，脱下厚厚的防护服，里面就是湿透了的衣物。
没有人有怨言。因为，这是他们疾控人共同承担的责任、面临的任务。
那段时间，大概是觉睡得最为香甜的日子。从实验室出来，走进伊宁卫校废弃的宿舍里，闭上眼睛就能睡着。而睁开眼睛，穿上防护服，就得冲进实验室。宿舍与实验室之间的路程，是他们每天感受日月星辰的唯一时刻。只是，抬头所见的是哪一天的星辰呢？也不知道。
不知道的除了日子，还有“自己今天洗脸了吗？”
王菊萍爱美，从前若是不洗脸不化个妆，断断不出门。而那些日子，愣是把这些也省了。省下来的时间和气力，要用来带着同事们争分夺秒的战斗。她时常挂在嘴边一句话：“战斗已经打响了，那我们就必须得把弹药供上。”
时间安排得密不透风，可仍然不够。第一波实验，24小时，只检测了5万余人次。人机需要磨合，流程需要优化。
抠。抠细节。
一天，王菊萍走进实验室，看到摆样的同事把样管全都微微倾斜放置。
她问：“为什么这样放呢？”
同事说：“这样好拿。每拿一管，可以节约一秒钟。管，就可以节约5分钟了。”
另有一次，她看到另一位摆样的同事跪在地上工作。她赶紧上前：“怎么跪在这呀，快起来。”
同事摇摇头：“没事，跪着舒服点。实在站不住，腰太疼了。”
同事的话说完，王菊萍的眼眶就红了。
她赶紧仰起头。这会儿，可不是掉眼泪的时候。护目镜，面屏，层层遮罩。掉了眼泪，怎么擦呢？
责任让人挺住，现实让人坚强。
一周之后，全民核酸检测完成。
两波实验，第一次日检测量5万余人；第二次日检测量达到近20万人。
经此一役，王菊萍看看她身后的这支疾控队伍——她很为他们骄傲，他们不仅经受住了考验，圆满完成了任务，而且变得更团结和谐，更有担当。
9月1日，伊犁人终于得以再次走出家门，看看久别的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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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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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是一个收获的季节。
陈忠民率先感受到了收获的喜悦。不，用“喜悦”这个词并不恰当，更准确地说，他的内心是一种夹杂着喜悦、感动、振奋和辛酸的复杂感受。
9月8日，“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医院荣获“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陈忠民作为医院的代表前来参加会议。当他站在人民大会堂的领奖台上，接过奖牌时，内心如潮涌般翻动。
他从始至终只以“应该的”来总结他和他的团队战友们在抗疫过程中的工作和成就。但当捧着这枚奖牌时，那份坚决避免院内感染的决心，那些争分夺秒的夜晚，那些果敢的担当，那些在慌乱中生发的勇气，那些捂在防护服里的一层又一层的汗水和那些默默流出的或者不管不顾任其流出的眼泪都一股脑儿地涌现在眼前。
是，“应该的”三字背后，是沉甸甸的勇气、担当和眼泪。
说到眼泪，在医院前后参加新冠肺炎医疗救治组的共计97名医护人员中，王秀秀大约算得上最好哭的那一位。
哭始于1月22日的晚上。
那天下班，她和男朋友约好去商场逛街、购物。大年初二就是他们订婚的日子了。王秀秀从老早就开始期待这个日子，到了那天，她和男朋友都要簇新一身的去她爸妈家完成订婚仪式。
买好衣服，她挽着男朋友的手，高高兴兴地打车回家。
电话就是在这时候响起的——她被抽调到新冠肺炎医疗救治组。
当这些字眼通过电波一点点撞击到她的耳膜时，她便开始哭。她知道，她是党员，她得上。但她又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内心的恐惧。恐惧变成眼泪，“哗哗”往下淌。从上车，淌到回家。从回家，淌到第二天早上。
到了早晨，她擦干眼泪，去上班。
第二次无可抑制地哭是在1月24日的早晨。这时，本来以为新冠病毒不可能真正冲进伊犁的幻想被送来的新冠肺炎高度疑似患者打破。
接着，在晨会上得知，所有的医护人医院。原计划的除夕聚餐呢？原计划的大年初二订婚呢？通通瞬间没了可能。再联想到这两天网络上大量的有关新冠肺炎的负面新闻，王秀秀忽然觉得全身都没了力气。她扶着墙，开始恸哭。她原本就知道自己懦弱。她根本没有办法让自己勇敢无畏。
安瑞芬走过来，紧紧抱住她。这个从接到任务到现在从没时间考虑害不害怕、自己会不会有可能感染的一病区主任，第一次哭了。她不是因为害怕哭，她是因为能切身感受到这位年轻医生的恐惧而哭。她理解她。她对王秀秀说：“为什么抽调你来？因为你是党员。你可以哭，但答应我，是最后一次。”
王秀秀伏在安瑞芬肩头，哭着点头。是，她再懦弱再畏惧也知道，有些事情，没有退路，必须扛起来。
她果真再没有当着安瑞芬的面哭过。更确切地说，她果真再没有当着大家的面哭过。不能哭，眼泪除了表明自己的懦弱，除了让大家担忧、徒增恐慌的情绪外，还能带来什么？
只是私底下，还是会忍不住掉眼泪。尤其是父母打来电话的时候，仅仅一个“喂”字说出去，眼泪就“哗啦哗啦”往下掉。后来，她干脆跟父母说：“你们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我不能在这里哭。”
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哭了呢？王秀秀想不起来。她渐渐变得镇定。她接诊、查房，日子匆忙而劳累，但不再掉眼泪。
等结束第一梯队的救治工作，休整结束后，她又申请进入隔离病区，直至第一波疫情最后一缕硝烟完全消失殆尽。
转眼，日子已经渐归常态。王秀秀现在想想当初流的那些眼泪，都忍不住嘲笑自己：有什么呢，哭成那样！
对了，推迟的婚期重新提上日程。
中秋节那天，她订了婚。她把年初买来准备用作订婚的衣服拿出来摊开看：嗨，这些毛衣羽绒服到底也没派上用场。
10月10日那天，她和男朋友去领了结婚证。把结婚证打开来一遍遍地看，“10月10日”，多好，十全十美，没有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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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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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年的年末回看这一年，张树江仍然不能摆脱那份内心的愧疚。这份愧疚大概会成为心底一份永远的遗憾吧。他时常想：如果不是一直在外奔波呢？母亲会不会就可以如愿看着她的孙女长大、恋爱、结婚？
他看看这一年的工作清单：
2月12日到3月3日，在可克达拉市协助新冠肺炎防控工作；
3月14日到4月2日，在尼勒克县巡查督导新冠肺炎防控工作；
6月1日到7月11日，在特克斯县巡查督导新冠肺炎防控工作；
7月11日到7月27日，在霍城县巡查督导新冠肺炎防控工作；
……
这一年，他像一只鸟，四处飞，只飞不到家里。而工作清单上空出来的5月，他则经历了人生至痛——失去了母亲。
事情发生于4月2日的晚上。
那天，母亲和他14岁的女儿在家。妻子在单位值班。他在尼勒克县巡查督导新冠肺炎防控工作。这段日子，一老一少留守在家是张树江家的常态。
初春的夜晚还有冬日余留下来的寒意。母亲找到手机看看时间，哎呀，该睡觉了。她最后再检查一下各处房间的窗户是否关好，去孙女房间叮嘱一声“早点睡觉”，便折回自己的房间准备休息。
14岁的女孩看着奶奶退出去的身影，笑一笑，还早呢，还要再写会儿作业。
如果没有那一声重重的“咚”的声音，这个夜晚便与任何一个夜晚没有不同。
可是，就在女孩趴在书桌前继续写作业的时候，突然，一声“咚”不依不饶地撞进房间，让女孩立即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奶奶！”
等她冲进奶奶的卧室，奶奶正躺在地板上。她用力支撑自己的身体，却根本无法站起来。
女孩赶紧上前帮忙。可是，她不过是个14岁的小姑娘，她没有足够的力量将奶奶搀到床上去。
怎么办？她跑进客厅，找来沙发垫子，垫在奶奶的身后。又立即转过身，找到电话，打给妈妈。
张树江很清晰的记得自己接到电话的时间。夜晚11点。
“妈刚摔倒了，站不起来，我跟孩子把她扶上床的。”爱人在电话里说。
张树江的心里一沉：“那我现在回来。”
“妈说不用，她说没事了。”
挂了电话，张树江看看时间。11点。他再看看黑沉沉的夜。夜色吞噬一切，也将内心的平静一并吞噬。不行，要回去。对于上了年纪的老人来说，每一摔都非同小可。他不能呆在这里，装作若无其事。
两三个小时后，他到家。家人都还没有睡。他走进母亲的房间，伏在床边问：“妈，你腿怎么样了？”
母亲看到他，皱眉：“不是说没事吗，咋还赶回来了。”
张树江不接话，他摸了摸母亲的腿，不对，这不会没有事儿。医院检查。他又一次看看时间：“妈，现在太晚了，你先好好睡一觉，医院。”
张树江从来没有想到，这一晚，是母亲在家呆的最后一晚。
第二天一早，救护车，医院，拍片，骨折，卧床治疗。
医院住了一个月。她说：“该回家了，我们回家吧。”
张树江说：“好，明天我们就能出院了。”
已经做好了出院的准备。等到天亮，等到办理完出院手续，就带着母亲回家。
可是就在这一晚——5月2日的晚上，母亲突发房颤去世。
张树江拥有母亲的最后一个夜晚被永远定格在了5月3日的凌晨。
雪一场又一场地下。年进入尾声。这个冬天，全民核酸成了伊犁人的日常。处处能看到张树江和他同事们的身影。这些裹在防护服里的“大白们”，他们在火车站、飞机场、重要路段、小区安营扎寨，采样、接样、复核、灭活，他们蹲守实验室，加样、震荡、核酸提取，他们在市场、商场等重要场所进行环境消杀和监测……
一切成了他们的日常生活。一切为了正常有序的生活。
等这场雪停了，雪花会盖住所有角落吗？会盖住这一年的所有遗憾、愧疚和伤痛吗？张树江想一想，摇摇头。他想到母亲去世后的那段日子，女儿一直消沉。她问他：“那天晚上，如果我能及时把奶奶扶起来，奶奶是不是就不会这样了？”
他知道女儿心中怀有愧疚。他对她说：“这和你无关，不是你的错。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不要内疚。”
不要内疚。这是他对女儿说的话。而他自己，却势必要带着心底的这一份遗憾进入新的年份。
如果这份遗憾无法摆脱，那么，不妨寄希望于工作上的坚守能够获得更加显在的意义——每天早晨，人们都能如常去上班，去跑步，去看电影，去谈恋爱，去和亲人一起出外吃饭，去看雪，去迎接新年，去正常的过每一个日子。
如果能够这样，大概可以称得上是对他这一年工作的最大安慰，大概也可以称得上是对母亲的告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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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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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5日，伊犁州出现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同日，自治区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机制；
1月27日，伊犁首次封城；
2月27日，伊犁一位70岁的老人在18天治疗后终因新冠肺炎导致的呼吸衰竭抢救无效死亡；
2月29日，伊犁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实现动态清零，截至当时，伊犁一共有28位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7位康复，1例死亡；
3月8日，首次封城解封，人们的生活逐渐归于正常；
7月16日，乌鲁木齐市再次出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7月27日，伊犁二次封城；
8月20日，日检测量能力达到二十万人次的伊犁州新冠病毒检测PCR实验室建成，伊犁州开启全民核酸检测；
9月1日，二次封城解封，进入秋季；
10月24日，喀什地区疏附县出现一例无症状新冠病毒感染者；
10月26日，伊犁再次开展全民核酸检测；
当下，全民核酸成为人们生活的日常；
当下，在核酸检测之外，人们上班、散步、购物、学习、旅行；
当下，生活归于日常；
当下，人们祈愿日日如常。
是以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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