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产作家、护理理论学家希尔德加德·佩普劳曾写道，护士与患者关系的最后阶段（处于护理意义的核心）是一种解决与终止。只有当患者出院或去世，护士同他之间的关系才算结束。“与社会关系不同，护患关系的关键在于它是暂时的。”佩普劳写道。
她是错的。医院中的工作结束之时，也不会在死亡发生后结束。
一口小小的白色棺材：又是一场孩子的葬礼。六个月来，我跟我的同事一直在儿科重症监护病房护理他。塞缪尔出生得太早了，他的肺还没有发育完全，需要大量的通气支持，致使他患上了慢性肺病：一种使肺部僵硬、难以充氧并容易感的疾病，其严重程度足以需要机器维持生命。每个冬天，儿科重症监护病房都会爆满，到处都是塞缪尔一样的孩子，他们在第二十三周或二十四周就早早降生，不幸地无法在母体中继续发育。护士们深知发育不完全的可怕之处：家庭在经历早产带来的无数创伤后，又需要在一年后将孩子送进儿科重症监护病房，让他们已经更加深爱的宝贝再次为生存而战。
塞缪尔妈妈的脸一直痛苦地扭曲着。她的眼睛似乎在寻找什么，但眼神却茫然无措。参加葬礼的人很多，家人们纷纷沉浸在痛苦中，脸上挂满了泪水。我环顾整座教堂，看着哀悼者们。我们都爱着塞缪尔，我看到包括我自己在内，一共来了六个护士：其中三个刚下夜班便花了两个小时赶到这里，还有一个已经连续21个小时没有合眼了。
其中一个护士，乔，是照顾塞缪尔最多的人。乔是儿科重症监护病房的低年资护士，由于塞缪尔可能会发生交叉感，因此他被单独安排在了侧室，远离主病房。乔在侧室里陪伴他度过了最后几个月：白班的12个半小时，她都坐在塞缪尔和他妈妈身边；夜班的12个半小时，她陪着塞缪尔，她的妈妈在附近的家属休息区休息。我偶尔去替班，让乔可以稍微打个盹儿，或帮她检查药物时，经常会看到她在对塞缪尔唱歌，或握着他的手，抚摸着他的头发。塞缪尔黑溜溜的眼睛跟着乔的身影转来转去，对她微笑，仿佛真的是有意为之，尽管他一定处在痛苦当中。乔会在口袋里准备吹泡泡的工具，轻轻把泡泡吹向他，一个接一个地吹出来，直到塞缪尔兴奋地蹬着小腿。
当一位医生告诉塞缪尔妈妈坏消息时，乔一直陪着她，并且在她的班上完后还留在那里很长时间，把医生的话表达成更加通俗易懂的语言。当塞缪尔即将去世的时候，她把他的小手画了下来，还用一张卡片留下了他的指纹。她还从塞缪尔的后脑勺上取了一绺头发，给了他的妈妈。
投入这么多情感是危险的。只有在反复吞咽悲恸之后，人才会感受到它的伤害。对于护士所承受的情绪重担，心理督导太少了，对于她们所看到的、所做的事，如何影响或不影响到她们的生活，人们鲜少谈及。然而优秀的护士，总要心甘情愿来承受这样的风险，给需要帮助的人最好的帮助。乔深深地鞠着躬，后来我看到塞缪尔妈妈来到了她的身边，她们在教堂中间拥抱着，周遭空气中弥漫的悲伤笼罩在她们身旁的白色小棺材之上。但好的护理是无法客观的。乔是个出色的护士。她明白护理意味着要去爱。即便是在患者去世之后。“临终服务”——也就是在死后提供的护理——是护士的任务。安置好一个人的尸体，是你能为他做的最重要的事。整个过程是隐秘的，就像英国人对待死亡的方式一样，而且你永远无法在课堂上学到相关知识。我见到的第一具尸体是在普通内科病房。我正在实习，等待安排工作。我的同事们都是烟鬼（其中一个临盆在即，还在抽着烟），身上戴满了饰物，留着糟糕的发型。这个病房的患者往往有各式各样的病症——糖尿病和痴呆、心力衰竭和慢性肺病、腿部溃疡和髋骨骨折——需要有人喂饭、喂水，帮忙上厕所。日常工作是周而复始的。我们轮流照顾患者，不是根据他们需要使用便桶的迫切程度，而是根据床位号：一号床是头一个。如果一号床在睡觉，我们会把他叫起来。但今天，一切都迟了。患者们坐在床上，似乎很高兴没有被强迫坐到椅子上，或在病房里四处走动。当我来到侧室，两个护士正在按摩死者的关节。我正推着茶具车，推车猛地一晃，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我愣在原地看着，直到其中的一个护士凯莉抬起了头，我才意识到自己一直张着嘴巴。“哦，亲爱的，别担心。这人这辈子不亏，过得挺舒服。家人们都会来送他最后一程。”“我很抱歉，”我重新掌握好手推车，“我以前没见过。”我倒退着往外走，走得很慢，几乎每走一步都要鞠一个躬，感觉需要时刻保持正式与庄重。我注意到护士们按摩他的手和手腕的方法，几乎像他还活着一样，但他显然已经死了。他的皮肤是灰色的，嘴巴完全张开，而且完全不像人类。“把手推车放下，过来帮我们一下。”凯莉说。我想说不。我想找个理由逃掉，再也不去见那个灰色的死人。但我知道我需要坚强一些。我在门口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再次走了进来，放下手推车，穿上罩衣。“你可以从手肘开始，”凯莉说，“已经很僵直了，但我们可以设法让它恢复。”我感到胃部一阵涌动，赶紧使劲咽了口口水。我努力不把这个男人当做一个人去想：这是我唯一能够坚持下来的办法。我专注于他的手肘，现在已经变成了味增汤似的颜色。我轻轻地按摩它，让它不那么僵直：去掉他身上的一点死亡气息。我努力不去看放在床头的孩子照片。外孙们？曾外孙们？在用枕头把他的手臂支起来之前，凯莉解释了她们按摩关节的目的，“这样他的手臂就不会褪色或泡水。”她说，“对于家属来说，没有比泡水更糟糕的事了。然后我们要给他戴上假牙，再把下巴用东西撑起来。接着要给他清洗身体，给他打扮打扮。最后给他贴上标签，裹在被单里。现在是夏天，要避免有苍蝇进到他的嘴巴里，不然很快就会长蛆。那绝对会吓死家属的。”晚些时候，大概四点左右，我趁休息时间出去透口气。“想什么呢？”一个坐在我旁边长椅上的男人问我。“生活，与命运。”我说。他笑了，“听上去很严肃。”他转头面向太阳，闭上了眼睛。“天气真好。”我叫上了低年资护士萨维和我一起。我们要给一个在外公家池塘里溺死的6岁女孩做准备。尽管我们努力拉上了所有窗帘，但房间还是太亮了。房间里沐浴着深黄色的灯光。女孩弗蕾亚躺在中间，她太小了，头枕在枕头上，尽管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但她的眼睛还是半睁着的。我一直把手指温柔地放在她的眼睑上，试着让她合眼。但它们依然执拗地张开，仿佛女孩正要从一个噩梦当中醒来。她的父母、外祖父母以及两个稍大一点的哥哥——一个八岁，一个十岁——选择在我们进行临终护理时，不留在房间里。他们在病房入口附近的家属室里等着，我努力不去想他们在里面等待时的样子：他们的彼此默默无言，以及外公外婆会有怎样的感受。每一次死亡都是一出小小的悲剧，但弗蕾亚的死尤其残忍。她身上有一根导管，一根气管内插管，一根中心静脉插管，两根外周静脉导管，一根仍插在骨头里的骨内针，一个胸腔引流管，一个鼻胃管。“我们没办法把所有这些都移除，”我对萨维说。“我们要把它们都放进去，塞进去，或包起来。我会把她嘴里的气管内插管剪断，然后包起来，这样看上去稍微好一点。当然，这对家人们来说还是很糟糕。”萨维紧紧站在我身后。虽然房间很宽敞，没有大机器占据空间，床周围也站得开。“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死人。”她说。我深吸一口气。我总是会忘记。现在我年纪大了，这份工作也做了很久，我不再记得那个年轻的自己，也忘记了自己的情感。我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感情充沛。除了家人以外，医院里的患者离世而备受打击：医生，护士，每天给患者送茶和饼干、跟他们聊天的志愿者女士，帮患者阅读菜单的保健助理，病房里的理发师，检查药物表格并且停下来聊了会儿天的药物助理。但低年资护士总是感受最强烈的；高级护士往往已经找到了冷若冰霜的方法，使她们的心可以不再受伤。但发展出这层厚甲需要日积月累的经验。我已经记不清自己见过多少尸体了，但数量一定非常可观。护士们会花很长时间跟垂死的患者待在一起——在弥留之际，在言语之间——而对于那些刚刚去世的患者，当他们还没有被移去太平间，肺里还留有空气时，房间里还留着他们睡衣的味道，还回荡着他们的声音。他们的微粒还漂浮在空气中，在光线下化作尘埃。“有时说出来会好一点，大声讲出来吧。”我对萨维说，“就当这个孩子还在。”萨维从我身后走出来，她已经泪流满面。“这家人太可怜了。”她说。我伸出手，轻轻抱了抱她。“哭出来也没关系。实际上哭出来很好。这表示你真正在关心那家人。”我也希望自己能流出泪水，但它们已经被深埋在我的心底了。“哭吧，”我对自己干干的眼睛说，“哭吧！”“在我们的文化里是不能随便哭的。印度教相信，哀悼应当持续13天，同时应该由家人来为她清洁尸体，而不是护士。”“在这里有时也是这样，”我说，“但不总是如此。最好是问问家属想要怎么办，他们有什么需要。父母会深受打击，几乎站不起来……”我看着弗蕾亚，她的身体肿胀，布满瘀伤，皮肤灰白，被各种设备覆盖。“我们干活吧，”我对萨维说，然后又对弗蕾亚说，“没事的，小姑娘，我们会让你干净一点。”和很多同事一样，我也经常跟死者说话。不知为何，这会让死亡的感觉有所减轻，让护士可以在悲伤不至于将她们压垮，或不再感觉到她们自己终有一死的厄运撕咬着空气的状态下，完成最后的工作。和死者说话可以让他们仿佛活着一般。死者所在的房间里会有一种氛围，如果你曾经历过，也会有相似的感觉，就像是在进行一场争论——总有什么东西悬在半空之中。我认识的大多数护士都很现实和实际，相信尸体就是尸体，我们自己也不过都是在空气中起舞的尘埃。但当然，每个护士也都有自己的鬼故事。“你去把水接满，我来做。”她接了一盆温水。“加热一点，”我说。“在家属进来之前，需要让弗蕾亚的身体暖和一点。”萨维哼了一声，移开了视线。“慢慢来。”我补充说。我的脸干得有点发痒。我用酒精把一个塑料托盘擦干净——习惯大于一切：弗蕾亚现在已经不可能再感受到什么了。但这些习惯还是让一切一如往常，就像我在接触的是一个活着的孩子的中心静脉插管。插管上没有血，但身体周围的组织中有液体渗出。我尽量用纱布进行覆盖，然后解开插管，把新的敷料放在她的皮肤和管子上。她的腋下也出现了积液。我慢慢移动她的胳膊，轻轻按摩，让它们在她父母进来的时候可以显得正常一些。现在我知道“泡水”是什么意思了，这太好了。一些像“坠积性充血”之类的秘密词汇对我来说也不再陌生了。萨维开始擦洗弗蕾亚的皮肤；她动作很慢，很温柔，嘴里还在哼着歌。当她从头到脚为弗蕾亚擦洗了一遍之后，她把手放在小姑娘的胸口。“引领我们从不实走向真实，”她说，“从黑暗走向光明。”“你看起来好多了。”我对弗蕾亚说，她的眼睛终于合上了。而且她确实如此。擦洗过后，萨维给她涂上了婴儿润肤露，还给她换上了睡衣。弗蕾亚似乎距离死亡远了一点，更像是睡着了。“最后一件事。”我在她床头的抽屉里翻找，找到了一把戴着恐龙套子的粉红色小牙刷。我打开牙刷，把弗蕾亚豌豆大小的泡泡糖牙膏涂在上面，给她刷牙，直到闻到空气中弥漫着泡泡糖的味道。太平间是我们所有人的归宿，但对于大多数人，那是一个无法想象的地方。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屏住了呼吸，穿过一扇又一扇门，站在了一排排白色的冰柜前面。白色的长条灯，白色冰柜，白色墙壁让这一切荒凉而不真实。太过临床，与自然完全不同。这里什么气味都没有——医院里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味道：漂白精、汗水、血液、茉莉香精、尿液、须后水、薰衣草护手霜、薄荷糖、没洗的头发里的烟味、酒精、粪便。太平间里什么味道都没有。它是你能想到的最不恐怖的地方。就算世上真的有鬼，它也不会待在太平间里。那里真的什么都没有。一片虚无。“我们只在这里待一会儿，”第一次去的时候，太平间里的技术员耸耸肩，“然后就结束了。”患者来到太医院都不一样，但都有共通之处：如果不能直接推进去，搬运工要把尸体搬到冰柜抽屉里，然后贴上标签，做好记录，最后把柜门关好。对于越来越多的肥胖患者，会有特制的冰柜和运输机，不需要人工搬运和安放。对于婴儿，会有专门的小冰柜，一般由护士或助产士带过来。如果胎儿去世时未满24周，则不会被登记为死亡。“我们该怎么哀悼呢？——连死亡证明都没有。”我不会再为这些事感到局促不安了。我已经习惯了生与死，以及一切处于两者之间的东西。但从太平间里取出的尸体皮肤上的冰冷很难描述，也很难忘记。死——和生一样——是一个过程，通常结束于把尸体从太平间里取出来交给家人，由他们埋葬或火葬，或（在医院里很常见）解剖之后。解剖过的尸体跟生前大不一样。容貌会改变，皮肤也会变色。人的尸体会比生前更小，更蜡状化。不过太平间也是我见证过最无畏的爱的地方。那一周我过得很糟，作为一名英国医疗系统的职业护士，我正面临着破产的风险：我没法支付即将到来的账单，也没法付这个月的车贷。我有两个孩子，他们都感冒了，喉咙疼，我把他们分别送去了幼儿园和学校，给他们吃了扑热息痛和布洛芬，同时等着有人给我打电话，让我接他们回家——但作为一名正在自己的班上忙碌的护士，这是不可能的。班上到一半，我送一位母亲去看她死去的儿子。我记得我们进去的时候，扎卡里躺在一口放在推床上的棺材里，裹着一条柔软的毯子，而她在我身边一直发抖。我记得我突然感觉自己的烦恼是多么自私和不值一提。那间房间很拥挤，就在太平间旁边。她伏在儿子身上，我没听见她低声说了什么。这是属于他们的时刻，我站在房间里尽可能远的地方。但她却朝我走了过来，把我拉到身边，紧紧抓着我的手。她没有哭，她只是看着他，用大拇指抚摸他脸上的轮廓。扎卡里似乎变小了，他温暖的深色皮肤变得暗淡。我很了解他。我护理了他几个月，最后花了几天时间给他做临终护理。和儿科丧亲护士一起，在他弥留之际，我们剪下了他的一绺头发，在他的脚上涂上了金色的颜料。我取了他的脚印，给他和他妈妈照了合影，然后昼夜不停地播放他喜欢的音乐。“你现在看起来平静多了，我的好儿子。不疼了，对吧？不用再做手术了。不用再看医生了。”她注意到我哭了，哭得浑身发抖。她把毯子从他身上拉开，轻轻抚摸他的身体，他的肚子，他的膝盖，他的脚。“我还没问过你呢，你也有孩子吧？”我点头，努力想要止住泪水。我冰封的心裂了一道口。她低头看了许久，抚摸着他的脚掌，金色的颜料还在。“那我们都是有福的。”本文摘自护士的故事作者:[英]克里斯蒂·沃森出版社:浦睿文化·湖南人民出版社副标题:善良的语言译者:王扬出版年:-4编辑：_童_指杏花村图片来自网络知识思想凤凰读书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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